一

一纸代持协议引发的“夺权战”

盐城某食品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成立，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刘某江。股东刘某江持股50%，何某川持股12.5%。2017年8月30日，公司股权发生变更，股东刘某江持股62.5%，何某川持股12.5%。2019年3月28日，何某川（甲方）与刘某江(乙方)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，协议主要条款如下：

一、乙方投资额为人民币145万元在甲方名下，占甲方投资股份的58%（百分之五十八）；

二、乙方投入的利润分配，按乙方所投股金和占甲方股份比例进行分配，甲方必须维护乙方在公司的一切合法权利；

三、乙方如需转让出资，应当提前一个月向甲方提出，由甲方与公司办理相关手续；

四、乙方作为甲方名下的股东，享有与甲方包括收益权在内的同等权利，但不享有公司股东表决权……

一年后公司经营矛盾激化，刘某江要求何某川返还代持股份。何某川断然拒绝，主张要求继续履行协议，若必须归还股权，也应先申请解散公司，且声称若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，因为隐名股东不能对抗其他登记股东的合法权益，应该由其他股东优先购买。这场代持同盟的破裂，最终将股权归属争议推向法庭。

  二

代持关系的“破”与“立”：

股东间代持的“特权通道”

本案涉及的主要争议问题是：

一是何某川是否存在损害刘某江利益的行为，即刘某江要求何某川返还股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；

二是应否追加某食品公司以及其他股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，即程序是否违法；

三是何某川如果需要转让股份，是否应当转让给何某川认为的其他真正所有权人。

1

 争议一：

 没违约就不能讨股权？合同说了算！

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系股权代持协议，何某川名下出资额中有145万元系刘某江出资，由何某川代为持股，该协议合法有效。协议书第三条约定：如刘某江需转让出资，应当提前一个月向何某川提出，由何某川与公司办理相关手续。根据此约定，刘某江可随时要求何某川转让出资，仅需提前一个月提出即可，无须以何某川违约为前提条件。合同中白纸黑字的约定就是“最高指令”！

2

 争议二：

 不喊其他股东来旁听？程序正当！

本案系某食品公司两股东何某川与刘某江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，由于刘某江本身原系某食品公司的股东，属于两股东之间的“内部过户”，而非股东以外的人员，其要求将原本登记在何某川名下的部分出资显名化，相当于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权，不涉及某食品公司与其他股东的利益，故无需征求其他股东的同意，未追加某食品公司及其他股东为第三人程序上并无违法之处。

3

 股权该还给“幕后金主”？

 契约有界！

本案系何某川与刘某江之间因股份代持引发的争议，案涉代持协议也仅在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。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，何某川理应根据刘某江的要求将相应代持股份转让至刘某江名下。

刘某江出资款项的来源与何某川无关。如刘某江出资来源于其他案外人，仅在刘某江与其他案外人之间存在相应法律关系，并不影响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股份代持关系。相关案外人可依法另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，何某川无权越界插手。

故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，股权回购义务纠纷中，在原股东对股权回购义务承担比例协商不成的情形下，原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回购义务符合“同股同权、同股同责”的公司法基本原则。

三

实务启示

本案最颠覆性的突破，在于对《公司法解释三》第24条的创造性适用。该条文规定隐名股东显名化需经“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”，但本案中法院却划出关键界限：当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均为公司股东时，可通过本案规则实现“静默显名”，二者之间的股权归属争议纯属“内部家务事”。

实际出资人依据代持协议主张权利，本质上等同于股东间股权转让——此时，《公司法》第84条的优先购买权规则根本无需触发！但若实际出资人非股东，则必须攻克“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”的壁垒。

本案创设性“制定了”股东结构决定博弈规则，即权利人初始身份设计直接决定其加入退出成本。这一裁判逻辑为大量存在“股东互持”的公司提供了新解方：当信任崩塌时，商业合作中，清晰的契约设计永远是最坚固的法律盾牌。